生娃也 “跟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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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生娃,大家都有很多考虑的因素,比如没钱不生娃,多生一个娃有利于孩子培养等。然而,你能想到吗?人们的社会网络关系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个体的生育选择。

我们生活在社会中,离不开与他人的互动和交流。正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说的那样,我们每个人就像是投入水中的一颗石子,以石子(自我)为中心,在四周荡出的由近及远的波纹就像是亲疏有别的社会关系。

关系被分为强关系与弱关系

,强关系主要指血缘、亲缘关系,如父母、兄弟姐妹及亲戚等;弱关系主要指业缘关系,例如同事等。

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人们的日常互动和交流中,个体的观念与行为也会受到彼此的影响。一项最新的研究表明个体的生育行为也会受到社会网络中成员的影响。研究者利用荷兰统计局发布的纵向调查数据,验证了社会网络中两种不同的社会关系——

强关系(兄弟姐妹)和弱关系(同事)产生的社会互动效应,对个体生育行为产生影响。

为了区分同伴对个体生育行为产生的影响,是否直接来源于同伴间的社会互动而非情境因素,研究巧用工具变量来证明了这一结论。

探究同事对个体生育行为的影响,测量同事的兄弟姐妹的生育行为对个体成为父母的影响作用;同样的,利用兄弟姐妹的同事的生育行为作为工具变量,来测试兄弟姐妹对个体生育行为的直接影响。这一研究设计的出发点在于,如果你的同事的兄弟姐妹升级为父母后,你也跟随其后,那么便只能通过同事产生连接,从而发挥影响作用,因此通过这样的方法能够证明社会互动对个体生育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当一个人的同事的兄弟姐妹或者兄弟姐妹的同事成为父母后的第二年,这些事件开始对个体的生育产生正向促进作用。

同时,社会互动对生育的影响存在“溢出效应”,生育犹如连锁反应般在同事的兄弟姐妹与同事再到个体之间发生传递。

社会互动通过四种机制产生影响:社会学习、社会传染、社会支持与社会压力。下面将具体介绍一下四种机制的作用方式。

01社会学习

社会学习主要指个体观察和模仿他人的行为,往往基于他人的经验建立起对某一事件的认知。如果你身边的同事在生娃后能够很好地平衡工作与家庭生活,你的兄弟姐妹作为生命历程中重要的参考例子和学习榜样,当他们成为父母后,你发现了养育新生儿充满乐趣,并且未来面临的作为新手父母的挑战减少,从而会促使你选择成为父亲/母亲。

02社会传染

社会传染主要指个体的情绪在社会互动中受到感染。在生育这件事上则表现为,当你抚摸婴儿时,不由自主地会感叹TA怎么会如此可爱,原来当父母是一件如此幸福的事情!因此也会产生想要养育人类幼崽的想法。在生活中,人们与兄弟姐妹的联系相比同事更为频繁,在家庭聚会与日常交流中接触到新生儿时,想要养育一个孩子的愿望变得更加强烈。

03社会支持

与社会传染机制相似,社会支持更频繁地出现在兄弟姐妹的互动间。从亲属处得到的经济、情感支持和育儿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育儿的成本。一些研究甚至表明,为了减少育儿成本,兄弟姐妹间甚至会同步生育计划,这样就可以共享养育资源,获得情感上的交流与慰藉。

04社会压力

最后一个机制则是社会压力。如果你的同事纷纷都生了娃,而在家里你的兄弟姐妹也都纷纷升级,那么在无形之中便会给你带来催生催育的压力,不得不面对父母的唠叨。

相比男性而言,社会互动影响生育行为的效果对女性来说更明显。

有研究表明,社会学习机制在女性做出平衡家庭和工作生活的决策时尤为重要。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参与率的提高,

越来越多的职业女性承担着工作和家庭冲突造成的间接成本,影响个人职业发展,并且缩减个人娱乐时间和空间。从2007年到2017年,荷兰女性在完成生育后返回原先工作岗位的比例上涨了20%(从40%到60%),但在整个欧洲中,荷兰女性从事非全职工作的比例仍然较高。对于女性来说,从自己的社会网络关系中了解到他们在成为父母后工作和家庭的平衡效果,会对她们的生育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当女性对生育的担忧、不确定性减少,她们或许会计划甚至加速生育的过程;不过,如果女性发现生育会迫使她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工作,也会使生育意愿大打折扣。因此,女性作为生育的承担主体,育儿的成本普遍高于男性,社会网络关系中的成员能否帮助她们减轻生育的成本,也影响着她们是否愿意生育。

女性拥有独一无二的孕育体验,母性使然,在面对新生婴儿时,女性的情绪更易受到感染与触动。最后,相比男性,女性也会受到更多方面的催生压力。

研究表明,男性受到的压力主要来源于强关系,比如家人和朋友;而女性受到的压力不光来自强关系,也来自弱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社会网络中与之互动的同伴性别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在兄弟姐妹的关系中,女性提供的育儿经验相比男性而言,更具参考价值。而情绪的感染和共鸣也更可能发生在女性之间,在同性的比较之中个体也更容易产生压力感。不过,这三种作用机制也可能会在异性家人之间发挥作用,如果姐弟或兄妹的关系比较亲密,彼此也可作为学习和参考的对象。此外,不论性别,社会支持在亲属间都有体现,大家倾向于共同分担育儿的成本,给予彼此支持。

而在同事的社会网络关系中,女性之间的互动对生育行为更能产生影响。

正如上文提到的,同事之间生育行为受到影响的机制主要是社会学习和社会压力。女性从女同事处得到的关于平衡工作与家庭的行为更有参考价值,而社会比较往往发生在同性之间,女性更容易通过和女同事的对比产生压力。

最后,除了生育行为,我们也可以分析社会网络关系、社会互动效应以及溢出效应对其他人口学事件的影响,比如网传某市离婚预约名额爆满、黄牛开放代抢服务,是否身边的同事亲朋好友离婚,个体也更容易离婚呢?相信研究这一人口事件也会有非常有趣的结果噢。

参考文献:

[1]许璟莹. 社会网络关系强度与中国城市适育年龄居民生育意愿[D].复旦大学,2010.

[2]姚丹. 个人社会网络关系强度与生育意愿研究[D].西南交通大学,2017.

[3]闫玉,张竞月.育龄主体二孩生育焦虑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分析[J].人口学刊,2019,41(01):20-30.

[4]Zafer Buyukkececi, Thomas Leopold, Ruben van Gaalen, et al.

本文作者:熊英宏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研究生

本文责编:靳永爱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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